听收录机

 

房祝璞

 

听收音机，在听广播之后。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是靠有线广播听党中央的声音。记得我家里的广播，最早是一个纸质碗型，颜色暗蓝，底部有一块圆柱磁铁的那种，后来换成了一个木匣子型的，无非是把碗型放在里面，好看些。小的时候，我纳闷了好长时间，就那么简单的东西，靠一根细电线就能说话，就能听北京说话。想不出个道道来，就不想了。

每天早晨五点多就响了，开播好像是先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接着从县到省到中央依次播报。那时候，对大多数家里，更重视的是听天气预报。还有公社的通知，村里干部说事。

到七八十年代，随着收音机、录音机、电视的加入，有线广播被冷落了。那时候为了听收音机、录音机，看电视，特意把广播拉死，最多是等广播快结束听听公社和村里是不是广播事情。

关于收音机，我的记忆的东西不多。因为老家过于持家，太细、太节俭，即使在万人空巷听刘兰芳的时代，也没舍得买台收音机。自然象曹灿的《金光大道》、《艳阳天》，薛中锐的《渔岛怒潮》、《火刀记》，袁阔成的《烈火金钢》，也都没能听过。今天想来我不善于讲故事，不知和当时没大听故事有没有关系。

后来，父亲拿村里的一台放唱片的机器（叫三唱机）回家，说是放唱片的功能坏了，要找人修，收音还好用。三唱机放在里屋，我正好睡里屋，晚上没事就动手摆弄，偶然间收到配乐诗文朗诵。后来知道是夏青、方明、铁成、林如等朗读的。字正腔圆，音色优美，真是一种享受。有时候可以听到深夜，怕影响家里人，把声音调低，再用被子蒙上。一天晚上听到一部广播剧，名字叫《肖尔布拉克》，忘了是根据那个作家的小说改编的。是写艰苦年代的爱情故事，大概是一个司机经常路经一个地方，与当地的一个女子产生了感情。其中有一句话，我至今不忘。好像是女子问司机，喜欢这个贫穷的地方吗？司机说“不在于生活在什么地方，而在于和谁生活在一起”。多么浪漫，多么诗意。这句话时常使我心存温暖和爱意。这段享受文学的时光很短。不多日，父亲拿公社去修，就再没有听过。

社会变化太大了。现在你只能在早晨，偶尔看到四五十岁以上的人，一边散步一边在听袖珍收音机；年纪小的耳中插的却都是P3 、P4。再有可能，是偶尔停电，某人打开小收音机，解一下寂寞。

记得一次回家，看到父亲放杂物的西屋，有一台“红灯”收音机。我问：“哪来的？”“你弟从青岛捎回来的，还能响”。我们没再说话。后来我在想，是父亲当初没跟上社会潮流，这算一个安慰，还是喜欢收藏老器物。

不管怎样，看着款式大方，色泽沉稳的收音机，总会有一段回忆，有一段生活。

 

前面的文章谈到听收音机，再说说听录音机。

老家过日子细。盛行买收音机听书的年代，没舍得买，兴录音机也是一样，疼钱。留钱给孩子盖房子，娶媳妇。

我拥有录音机是在我独立门户，成家立业以后。那时候已经是“燕舞”的后期，身穿喇叭裤，手提双卡录音机，早已过时，已成笑话。

决定要买台录音机，其原因是家里有许多磁带。有时候想听听不方便。这些磁带大多是买的，还有一部分是利用旧磁带录的。以舞曲、轻音乐、小夜曲等名曲居多。只有几盘是唱歌的。另有诗文朗诵，如夏青的《唐诗三百首》，丁建华的《席慕荣、汪国真》，陈淳的《徐志摩》。也录了一些中学课文上的文章，象《荷塘月色》《白杨礼赞》一类传统名篇。

我买的录音机的牌子是“飞利浦”的，托在烟台二中工作的以前的同事买的，当时我问他想买台录音机，什么牌子的好，他说“飞利浦”的，他们学校这么多年买过许多种录音机，使用下来就属“飞利浦”的好。花了398元买了一台，当时也是比较贵的。式样是流线型，做工精细，质感很好。

买回来以后新新了一段时间，平时经常放放音乐，听听朗诵。没过多久就冷下来了。电视按了有线，收台多了，大部分时间，就是和电视为伴。再后来有了电脑，可干的事情就更多了。录音机就变的有些多余，被遗忘了。只是偶尔做家务不方便看电视玩电脑才打开录音机。

不过录音机也有发挥作用的时候。近一两年，我有时练练字，就把录音机打开，放着《高山流水》或《渔舟唱晚》等曲目。悦耳、赏心、手畅。神仙一般。字写得好坏已不重要，这情景、这氛围、这情调已是世外桃源了。

我听音乐，不求懂不懂，明白不明白。只要好听、舒畅，就足够了，求的就是这份闲适，这份情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