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罗兰小坐
余歌子
来到宝岛台湾,总想见见心仪已久的女作家罗兰,以了却多年的一桩夙愿。然而人生地疏,何以得见?也不过空有此愿而已。不料事情突然有了转机,当晚接待方的酒宴刚散,主人就立而言之:“诸位大都是第一次莅临台湾,有什么要求请直接提出来,大家都是一家人,千万不要客气。”当时我想这不过是儒家文化的一种礼仪而已,岂可当真?再说谁好意思给人添麻烦,自然就什么也没提,谁知主人顷刻间竟走了过来:“于先生有什么要求啊?”我一看,他手里还拿着一个小记录本子,看来真不能怀疑人家的诚意了,再“却之”恐怕就是不识敬了,但我还是很不好意思地说:“我想见见罗兰。”对方听此,说:“哦,那好办。哪天我们安排见一见。”主人并没表现出什么吃惊和为难。事情居然就这么简单地定了下来,从十几年前隔着一道宽宽的海峡看《罗兰小语》,到现在登上宝岛,就要与作家一见,我的内心不免一阵欣喜,并生发出良多感慨,但更多的是期盼。
翌日,马不停蹄地参观了台湾故宫、国父纪念馆等处之后,回到台北市内已是傍晚。热情的主人早已在乡园饭店设下酒宴迎候我们,被特地请来陪客、自言是看着罗兰的书长大的两位台湾重量级文化名人,也与我们这些大陆访客逐个握手、寒暄。大家落座后,主人说:“诸位稍候一会儿,罗蓝女士今晚会到。”这真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昨晚刚刚提出这么一个要求,没想到主人这么快就不动声色地安排好了,这不能不让我暗自佩服接待方的工作效率和他们的实力了。正当大家在品茗以待之时,主人突然起身去迎候一位已经走进包间的女士,我们随即也起立迎候。我注目看去,那位女士看起来有六十多岁的样子,她微笑着,慈祥、谦和,上身着一件黑色的外衣,这使我想起了我一向很喜欢的两句诗:“颜色上伊身便好,带点暗淡大家风”。这就是那个曾以“她那一次又一次深富哲理性和启迪性的谈话,令千千万万的听众,象欣赏乐章一样的投入,来谛听她那亲切、感人的小语之谈”的广播主持人罗兰吗?这就是以五辑《罗兰小语》而掀起了巨大的潮流、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在台湾家喻户晓的女作家罗兰吗?我用双手接过她的名片,她——的确就是罗兰。名片上的字是竖排的,中间印着“罗兰”两个繁体字,左侧括号里的名字是“朱靳佩芬”,不用说,朱是她先生的姓,靳佩芬则是她的原名了。名片的右侧印着诸如“国际笔会台北分会监事、世界女作家及女记者协会台北分会监事”等头衔。也许因为我是“见见罗兰”的首倡者,所以,我得以坐在她的一旁,心中不免感慨万端。雨雪风霜,遥想了十几个春秋;漫漫路途,远隔着万水千山,而现在我就坐在罗兰的身边,时空的距离已经完全消失。
罗兰入席后,告诉大家:她今晚已经约了人,要一起去看戏,所以到七点半就要告辞。这时,我感觉到,她是一个很守信的人,又是一个很体谅别人、宁肯自己忙碌一点也要给足朋友面子的人。也许担心她用餐的时间太少,接待方的一位长者,在主人正在一个个介绍客人时,就往她的接碟里不断地夹菜,并催促她先用,但她微笑着却是非常郑重地说:“谢谢,等一等,现在正在介绍。”这就是罗兰,一个非常讲究礼节、非常尊重别人的人,一个声名远播但又时时避免给人以鹤立鸡群之感的人。主人祝酒之后,大家便开始开怀畅饮,共话友情。得“近水楼台”之利的我,自然是有些偏得,可以直接和罗兰交谈。我告诉罗兰女士,很早就拜读过她的大作《罗蓝小语》,确实很受教益,她微笑的听着,谦虚地说:“那都是很多年以前写的东西了。”我向她转达了大连读者对《罗兰小语》的赞誉,她客气地报之以“谢谢。”她说她知道今晚是来会大连的客人的,于是我便开始和她谈大连,谈大连的文化,谈大连的学者于植元。罗兰女士告诉我,她到大连时,见过于先生,而且于先生有墨宝赠她。闻听此言,我感到很亲切,我说:“我和于先生是很熟的。”罗兰听罢也很高兴:“那请你给于先生带个好。”(当时于植元先生还健在)谈兴正浓时,突然眼前闪光灯一闪,访团的一位成员已经把我与罗兰摄入了镜头。这时罗兰女士说:“再照一张,再照一张,我刚才没有坐好。”于是我把椅子向她那面靠近一些,她又非常认真地和我重新照了一张。罗兰到底是罗兰,她既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又深知别人越过一道海峡和她照一张像是何等的不易!怎么能因为自己没坐好而给对方留下遗憾呢?我在《罗兰小语》中读到很多她对美德的论述,今天与之一个多小时的小坐,我目睹了她亲自为之做出的诠释。
罗兰终于还是要去践她的前约了,她一边似有歉意的说着“失陪、失陪”,一边和大家一一道别。她的背影终于从我的目光中消失,看着身边空下来的座位,我似乎感到她仍坐在那里娓娓地说着她那段曾给我以启迪的小语——如要成为强者,即不可避免寂寞,而惟有那够坚强、能面对寂寞的人,才有力量使他的天赋才华不致被寂寞孤独所吞噬,反而因磨练而生热发光。
作者附记:访台时与罗兰小坐至今已十年,谨著此文以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