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发现:母爱文化
安家正
一
曾几何时,文化这个概念大有泛滥成灾的趋势:海边捡了几块卵石,就冠以美石文化;工地发现府衙遗址,整理两片破瓦也称衙署文化;甚至编造几句似是而非的嫖妓歪诗,也叫青楼文化;在地摊上陈列几枝不伦不类的烟枪怪灯,也标榜为鸦片精粹……百姓讥讽:“文化是个框,什么都往里装!”
然而,人人都深得其关爱的,可以说人生绝对不可没有的“母爱”却被忽略了,真是典型的集体无意识!乳山很了不起,在平凡中有所发现——“母爱”是一种文化,一种亟待全人类来重新深刻认识的,涉及生命本源的文化,是带有“人类之根”意义、战略性的伟大文化,为挖掘和弘扬这种文化,横空出世,创办了大气而大方的——《母爱文化》,值得热烈祝贺。
“母爱”果真是文化吗?司空见惯,哪个女人没有?怎么能与文化连结在一起?莫不是想文化想疯了,急于“借文化树形象”,搞“文化政绩工程”吧?
提出这样问题的人,自然不在少数。
党的六中全会以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角吹响,各地都在营建、打造自己的地域文化品牌,但是,不可讳言,由于文化积累不足,且又急功近利,难免作出许多似是而非的事情来,更有甚者,唱出了不和谐的音符,与文化毫不搭界。例如,至少有三处投入六七千万搞什么“金瓶梅文化”,弄一个“王婆茶馆”,搞诲淫蜡像,据说人气很旺,也成了“文化产业”。在这种情况下,乳山《母爱文化》创刊,无疑是开拓性的,对落实六中全会精神,打造地域文化品牌,提供了创新型的经验,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本文试图在这方面抛砖引玉。
二
“母爱文化”作为一个严肃的文化课题提了出来,就应该对它进行认真负责的科学研究,避免即兴式的随意发挥,或者炒作型的乱贴标签。这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它的内涵是什么?外延又包括了什么?如果连这些基础性的东西都搞不清晰,就遑论有什么文化体系!《母爱文化》这份杂志即使不短命也会杂乱。
母爱文化的研究对象显然是“母爱”,那么,母爱的本质属性是什么?有人说是本能,可乳山说是“文化”,孰是孰非?为什么?它是一种情感,情感自然是互动的,可母爱是互动的吗?它的价值取向,或曰行为目的性有什么特征,以区别于其他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它与“五伦八德”,尤其是“孝”,关系十分密切,那么它是不是传统文化的基础,或曰核心?一系列的问题接踵而来,不允许脱口而出,更不允许信口雌黄。
母爱,是人类特有的感情。就表现形式而言,也许与动物无异,都是本能,阿狗阿猫也呵护它的幼仔,老母鸡也爱护它的小鸡,而且价值取向似乎都是单向的。母爱都是不要求回报的,所以人们说母爱是无私的、伟大的,但是,人类的母爱与动物毕竟有天壤之别。于丹教授也承认这个本质差异不在“养”,而在“敬”。
这一“敬”字可非同小可,植下了文化之根,开辟了人性之源。长期以来,我们是缺乏敬畏之心的,不知“敬天”,只强调“人定胜天”;不知道敬畏历史、敬畏祖宗,只知道“厚今薄古”;痴迷暴力,否定和谐,讴歌大风大浪,蔑视和风细雨,斗来斗去,文化生态日趋恶化,甚至有人说“沙漠化”。现在落实六中全会精神很难,因为有人习惯于“乐”道文化的氛围,厌恶任何沉重,所以,弄得个人主义不臭,奉献精神不香,以至于影响了学界达人对母爱价值取向的表述,不敢说母爱是单向的,母亲只是无私奉献的。其实,任何一个母亲都是全身心地爱她们的孩子;无论贤与不肖,也不管智与愚钝,不管哪个时代,腥风血雨也好,莺歌燕语也罢,不管境况如何,吃糠咽菜如此,锦衣玉食依然,母爱的大纛毫无变异地迎风高扬。母爱是人类的永恒之爱,决无与时俱进之说,永不褪色,永远伟大!
母爱无私,没有一个母亲向子女索取,更不会大作买卖。用商品经济的观念是讲不清母爱本质的。母爱无须乎法律约束,也无须乎纪律规范。它天经地义,有母就有爱。
从这个意义上说,根本就用不着赶时髦,追求什么“适应”。它本质的规定性就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基础。现代意识再强的人,只要作了妈,就有母爱,可以不当贤妻良母,但不能灭绝人性。
三
母爱文化的外延是什么?乳山的同志提出了新的“三圣母”论,即大地圣母、神话圣母、人间圣母。这一概括,一下子把乳山提升为他处无法克隆的“圣地”。确实高明之至。
大乳山、小乳山加睡美人的地貌特征,是大自然的馈赠,造化神工,天下独步,他处望尘莫及,加之,三圣母力战海妖的神话传说,乳山的有心人挖掘整理,也是集腋成裘、文坛独步。二者相得弥彰,相映成趣,这令乳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自然风光资源同时得到了提升,一个母爱文化的提出,一石数鸟,棒!
人间圣母,现在人们注意到了冯德英的文学成就和胶东育儿所的辉煌业绩。前者应当说研究得不够。《苦菜花》中的母亲有着很深的记纪实痕迹,艺术魅力四射,可惜,这种魅力刺疼了某种强势的眼睛,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平庸研究者,不敢去剖析这一形象的母爱文化意义。如果有可能,不妨组织专题研讨来补缺。
关于胶东育儿所,想借本文提供一点线索。还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莱西文化馆的张丰收约笔者一起访问了烟台市邮政局一位女书记,她当年是该所的负责人。她讲了许多感天地泣鬼神的故事。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懂当年那个“插”字的意思了,(在边缘地区,敌人一来,我方将物资、伤病员分散隐蔽在群众家里)在敌人“扫荡”时,把烈士遗孤、革命后代“插”得到处都是,可是敌人退了,再集中起来,居然安然无恙,群众为此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可以想见,许多彪炳史册的业绩,值得大书特书。女书记还讲了许多首长,包括许世友司令员,在胜利时到育儿所认亲领子的情景,催人泪下,那真是一曲曲母爱的高亢颂歌。乳山的同志千万抢救呀!趁现在当事人还在,例如著名作家峻青的夫人于康大姐,当年是育儿所的医生,差点为掩护孩子牺牲。现就在上海养病,头脑十分清晰。
“幸福”只是一种感觉。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幸福某某”,然而,你们有冯德英吗?有育儿所吗?这是历史的馈赠,不管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职位再高,权势再大,也不能改变历史。“幸福乳山”因是“母爱圣地”而变得实实在在,不再空泛。
四
文化是分档次的,有雅俗之分,高低之别,那么,“母爱文化”又应当怎么定位呢?
旅游成为黄金产业之后,人们一提地域文化就往往与旅游联系起来,房地产开发恶性膨胀之后,又越发纠缠不清,这既是个理论问题,又是个迫在眉睫的实际问题,需要另文专门探讨,本文只是简单提及。
其实,旅游只是一种“亚文化”,以“参与性”为其主要特征,作为“产品”消费群体庞大而驳杂。大投入,高产出,同时也高风险。
现实的人们往往对此认识不足。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最大的“旅游企业家”,一个是秦始皇,一个是慈禧太后。万里长城和颐和园的经济效益,恐怕不是4A、5A景点可以比拟的,然而当时,他俩都是挨骂的。
世界旅游的大趋势已经发生了两个变化:中心由地中海向东北亚转移,观光旅游向休闲旅游转移。适应这种变化,乳山抢了先机,《光明日报》在上世纪80年代即发生了乳山发展农业旅游的消息,开全省的先河;银滩等度假区的开发,是高起点很超前的休闲旅游。乳山敢于且善于走新路,是真正的创新。
旅游,归根结底是要求对当地文化的认同。去麦加朝圣的人很多,但非伊斯兰教徒的游客更多。他们并不念古兰经,但却欣赏穆罕默德开辟的阿拉伯风情;去新疆的人也不少,大多是冲着维吾尔达坂城姑娘的情歌、哈萨克族的冬布拉去的。如此说来,“母爱文化”就足以征服全世界最大多数不同肤色的人群了。哪个母亲会不认同母爱?不只是“半边天”,另一半中也是大多数依恋母亲,认同母爱的。这里不管政治信仰,也不管军事冲突,更没有种族歧视,党派利益。超越阶级,跨越时代,永恒!
乳山发现了一个绝佳的选题。
五
乳山在营建地域文化品牌方面,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大约有两点:
第一,要敬畏自然,敬畏历史。
用炸药制造人造景观实在是不足取的,除了制造污染,还十分害怕“泡沫”。眼前发笔小财,可以很“牛”,却未必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同样,完全无视历史,用小说人物来冒充历史人物,动辄几千万的大投入,其实却是虚假的知名度,也只能成为历史的笑柄儿。
一个地域文化的个性或曰品位,只能从地域文化的亮点中寻找。乳山把自然馈赠与历史馈赠有机结合起来,打造了他处无法克隆的母爱文化,天下唯一,让“吉尼斯思路”见鬼,好得很!
第二,敬畏人民,挚爱草根。
于丹教授说,真理往往是那些最为朴素的,适用于最广泛范畴的那种理论。母爱文化就是这种理论。
当然,这种理论有待发展,所以才有《母爱文化》这份杂志。但是,现在已经“适用于最广泛范畴”了,请问:它的知识产权属于谁?有人试图追本溯源,寻找它的起源和发展,但是,结论有待众人承认,还得继续努力。
母爱,与生俱来,朴素得不能再朴素了,女人皆有,广泛得不能再广泛了。它的文化属性是蕴藏在“草根”之中的,如果汇集一下民间谚语,定成洋洋大观:“一亩地要个场,八十岁,要个娘”;“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是个宝”;“有妈就有家“;“妈在哪儿,家在哪儿”……等等。可惜,精英们视而不见。有个老学者讥讽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你们这代人,只有可怜的‘样板戏知识’!”因为把50岁说成了“大寿”;如今,这些大学生好讥讽“文化大革命”后的大学生了,因为后者只有更可怜的“电视剧知识”,不信看媒体,初婚的女星一概称之为“大婚”,不管人家是否有“绯闻”。
人们漠视“草根”,在文化上也只看见强势媒体“炒作”的,有真才实学的“草根文人”却失却了“话语权”,“母爱文化”横空出世,其因也在此中,现在乳山于平凡中有此发现,实在荣幸之至。这条经验也该为敬畏民众的主政者所重视。辛明路怎么就不该成为文化名人?精英与草根齐鸣,才是文化大繁荣的幸事。
安家正:男,1941年生,山东芝罘区人,出身于教师世家。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烟台教育学院教授。1963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同年到文登一中任教。1978年调文化馆,主修《文登县志》。1982年调烟台教育学院,先后主讲过《当代文学》、《现代文学》、《美学》、《影视文学》等多门课程。任讲师、副教授多年,1994年晋升教授。芝罘区第十二届人大代表;第十三届人大代表、常委。
从任教开始就努力结合教学进行科研,先后印行过《怎样消灭错别字》、《中学生逻辑例话》、《从样板戏学修辞格》等小册子;80年代开始,参编多种高校文科教材,其中《当代中篇小说选讲》有较大影响;90年代出版专著《胶东当代文学史略》和《峻青创作论稿》,为地方文学史的开拓性著作,在地域文化的理论研究方面有所建树。
业余坚持文学创作,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将星泪》、《半岛泪》、《荀子的故事》、《吴佩孚》、《皇帝临终的悔恨》、《萍侠追魂》等;另有数十篇中短篇,筛选结集为《安家正小说选》。《烟台日报》、《烟台晚报》连载的六件作品结集为《连载故事》、《烟台史话》;其他散文、小品、杂感结集为《豆腐干集》、《小摆设集》、《说不清集》。退休之后又写出了长篇历史小说《戚继光》和《张弼士》。总计出版20多本书,发表400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