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灯长明

 

□ 刘炳桥

农村四十岁以上的人都不会忘记当年夜里的唯一光源——油灯。两三寸高的玻璃瓶、瓶口旋一铁盖、盖中央钻一圆孔、插入一条小铁管，铁管包着棉花捻成的灯芯，瓶中注入煤油，划火点灯芯便爆出黄色的火焰。在那个农民几年没有货币收入的年代里，为了节油，乡亲们将灯芯剪得很低，灯光如豆是最贴切的比喻，即使如此，每当吃晚完夜（晚）饭，乡亲们还是早早吹熄上炕睡觉。但在我的记忆里，我家有三次油灯彻夜长明。

 

第一次

1961年清明前后，满山满谷的樱桃率先绽开笑脸，继之桃、杏、梨、苹果迫不及待地争相怒放。但乡亲们对这姹紫嫣红花海洋毫无兴致，山坡谷底到处是挎篓的妇女，他们眼盯脚下、走走停停，时而弯腰，将那些刚刚拱出两个针叶的山菜连同根须都挖下——为了填鼓瘪下去的肚皮。黄昏，母亲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家，指着一篓子野菜说：“明儿朝饭不愁了。”夜饭，我吃了两个菜团子，灌下半瓢凉水上炕睡下，母亲摸黑在灶间烧水洗野菜，我说：“妈，怎么不点灯？”妈回答：“灶里有火照着呢。”我在朦胧中听见有人敲院门，听妈咚咚跑出去，接着喊：“快点灯！”我点亮灯，就着灯光，看见妈抱着一个双眼紧闭、年龄与我相仿的孩子，放到炕上，他还有气儿。在那个年代不用猜就知道是饿昏了。妈妈让我倒碗水，用小匙向孩子的嘴唇流去，但他到半夜还未醒来，我畏惧起来，对妈说：“他老不醒……”我的意思是死在咱家怎么办，妈说：“好赖是条人命，又是个孩子，咱总不能再把他送到大街上，那还是人吗？”在如豆的灯光下我和妈一直守在他的身边，鸡叫两遍，那孩子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微弱地喊：“饿……”然后慢慢睁开眼，妈惊喜地说：“孩子，有吃的。”说着她将没舍得吃的两个菜团子塞到孩子嘴边，孩子双眼闪着贪婪的光狠狠地咬了一大口，妈说：“孩子，慢点，不够我再做。”又不断地喂水。孩子终于平静下来，告诉我们：他家住莱阳五前庄，前天爹和娘一起去挖野菜，一天没回来，他饿极了，想到姥姥家，只知姥姥家在东边，于是他就一直向东走，但没找到姥姥家，走到俺家门口想找口吃的再走……妈说：“孩子，有大娘吃的，就一定有你的。”鸡叫三遍，窗纸已经发白，妈妈吹熄了油灯。

第二天，妈将收留一个孩子的事告知大队，经过多方联系，第三天，生产队长领着一对四十多岁的夫妇到我家，那孩子一见便哭着喊娘，母子拥抱泣不成声。接下来，一家三口给我妈跪下：“大姐，多亏你救了俺孩子一条命”我妈说：“你我都是当妈的，见到孩子有灾有难能不救吗？”

 

第二次

1967年，过完小年，天上好像有扯不完的棉花，雪连续下了三天，腊月二十六的黄昏，茫茫大雪中妇女队长领着两位解放军战士到我家，对妈说：“嫂子，这是拉练的解放军，今晚就住你家。”妈说：“放心吧。”转过脸对两位解放军战士说：“快把背包放下，我就烧炕。”两位解放军战士笑眯眯地说：“不，我们自己烧吧，同时烤烤棉衣，柴草钱我们付。”妈说：“不用，不用”。这时我才发现两位解放军的棉衣已经湿透了。妇女队长说：“他们首长说，天不亮开始急行军，今天走了一百八十里，全是爬山过河、步步冒汗，汗水浸到棉花里，身上落的雪又被暖气融化向里面渗，结果全湿透了。”妈妈接过两位战士的棉衣，点着窗窝的小油灯，抱柴引火开始烤棉衣，并让我揭开锅盖，在上面架两条木棍，把她烤了一遍的棉衣放到木棍上再烤。灯光在烤棉衣蒸发的雾气中摇曳，别看它小，如果没有它说不定我能把棉衣烤糊，约摸到半夜烤干了一件。妈说：“你去睡吧”妈妈继续烤，我醒来好几次都见妈妈在昏黄的灯光下翻来覆去不停，直到东方发白，妈妈吹熄了油灯，等起床号吹响了时，妈妈将棉衣送给两位解放军。两位战士接过暖烘烘的棉衣，说：“谢谢你，大婶，你太好了。”妈说：“谢什么，在家你妈也会这么做的。”

 

第三次

1968年冬，毛主席他老人家钦命“清理阶级队伍”，一石激起万顷浪，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从中央国家机关到偏远闭塞的村庄都汹涌着深挖反革命分子的巨浪。被清理者首当其冲是地富反坏右分子，老地主已深埋土下，只有斗那些解放后出生的地主崽子，把他们请到凳子上下跪，用皮带和棍棒逼着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狼子野心，不交待有拳脚、棍棒伺候。我看到批斗大会上有岳文起，脖上挂着：“资本家狗崽子”的大木牌。他是1964年下乡到我村落户的知识青年，生产队如同社员一样待遇给他分了自留地用来种菜，但他和他的伙伴们——这群连韭菜麦苗分不清的娃娃们哪会种菜，于是在文革爆发初期，他代表全体知青写了张“请支部派贫下中农教我们种菜”的大字报，当时被打倒现又登上宝座的支部书记把这说成是攻击革命干部的反革命行为，当然是阶级敌人了。岳文起跪着辩解说是善意地提意见。当然支部书记通不过，被吊起来毒打了一个通宵。第二天夜幕刚落下他到我家，我发现他的右臂垂下，掐也无知觉，更不能弯曲。我妈问：“你真的是资本家儿子？”他泪流如雨地述说：我生父是资本家，有两房妻子，我母亲是大房，在我一岁时母亲和我就被赶出了家门，母亲靠当纺织工人抚养我，我再也没有见到我的生父，更别说继承财产，我解释他们根本不信。说到这里，他已泣不成声。妈妈点上小油灯，让我去烧水，给他烫胳膊，又给他揉搓，文起说不太痛了。油灯的火焰在跳跃、闪动，妈妈一直为他揉搓了一夜。虽然他说不太痛了，但仍抬不起来。文起问妈：“我该怎么办？”妈说：“你们不是有知青办公室吗？去找他们申冤”文起突然来了精神：“好，大娘我就照你说的办。”妈妈笑了，端着小油灯，从抽屉里找出5斤面额的全国通用粮票，岳文起接过粮票给妈妈跪下：“大娘，你就是我的亲妈”说着磕了三个响头。妈妈将他扶起来“孩子，若是解决好了一定给你妈去个信。”妈妈端着油灯将他送到门口，说“天快亮了，快走吧！”我们目送岳文起在夜色中消失，妈吹熄了灯，我们回屋坐在炕上议论他的吉凶……

三次小油灯彻夜长明已是四五十年前的往事了，母亲也早已离去，那盏满身油渍的小油灯我放在书橱显眼的位置，它是那么古老、土气，但他提醒我往事并不如烟。我每天都凝视它，凝视间眼前都会幻化出那如豆的桔黄灯光，母亲的笑脸，让我一次次重温最崇高的人性——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