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农村电影

 

辛明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看场电影是农村人的奢望。电影队下乡要逐个村转，人们左等右盼，时常嘀咕，电影怎么还不来？有的村干脆拿出党支部宣传委员负责“抢电影”，以能把电影队早早请回村为荣。驻军周围村庄的人是很得意的，能跟部队沾些光。

1956年夏天，6虚岁的我头一次看电影，在姜家庄村（现属海阳所镇）驻军那里，演的是《上甘岭》。我被那喷着火舌、震耳欲聋的大炮吓哭了。爷爷常拿这事开涮，说我性格太软弱，有时候也正面开导，说男人应该勇敢和坚强。

父亲治家之严，在我们村是出了名的。我们兄妹放学后，要先扫院子再做作业。这些“套活”干不完，就不得吃饭。唯有自村或者邻村有电影时可以例外，这时父亲多是说：“院子没扫，明天扫；作业没做，回来做。” 饭做晚了，他也有词儿。“一顿半顿不吃饿不坏。”催着我们早早去占场子，怕去晚了自己的孩子被挤在了三丛人后。有一天，杜家岛驻军上映戏曲影片《三打白骨精》，父亲领着我和妹妹去看。当时杜家岛还没有修建连陆堤坝，傍晚又正赶上涨潮，父亲让我们骑在他肩上，趟着齐腰深的水，分两次把我兄妹俩“摆渡”进岛。

1965年底至翌年初，电影《苦菜花》在乳山农村巡映。当时放映队还不能村村进，找大村放映。只要那里上映《苦菜花》，周围村庄的群众就会蜂拥而至。当时人们对电影有种神秘感，影片作者冯德英是乳山人，这使大家在神秘感中又增添了亲切感，所以很多人追逐着放映队的行踪，跟台看。影片有好多镜头是在乳山拍摄的，当银幕上出现熟悉景物时，人们往往会情不自禁地发出惊叹声。那段日子里，乳山街谈巷议全是《苦菜花》。这个说，作者就是影片中的冯德强；那个说，影片中大姐娟子在烟台工作。对邻县牟平人曲云扮演的母亲，更是叫好声一片，切实增强了我们胶东人的自豪感。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好多影片被列为毒草而禁演。那阶段只能看《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工农兵学商基层经验专题片、两弹（原子弹和氢弹试验成功的纪录片）、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1970年以后，开始逐步解冻一些封存的影片，同时八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杜鹃山》《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海港》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也拍摄成影片上映，农村电影又进入了活跃期。那段时间，不光是《草原晨曲》《战上海》《红日》《冰山上来客》《五朵金花》等国产影片受欢迎，如《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前苏联）、《桥》（南斯拉夫）、《琛故娘的松林》（越南）、《看不见的战线》（朝鲜）等外国影片，也让观众耳目一新。

乡下人进城看电影也是那个年代的时尚。其中最热闹的一次是1972年上演朝鲜影片《卖花姑娘》。我也骑着自行车带着妻子（那时还是未婚妻），往返60多华里进城去看。县城街道上人汇如集市，影院里昼夜在滚动放映。悲愤的剧情撩拨着善良的心情，人们多是含着泪水在观看。有一对未婚恋人，女的发现男友没有掉眼泪，看完电影就提出分手了，理由是“看卖花姑娘都不哭的人心太硬。”据市电影公司的资料记载，那部片子当时在乳山共放映了5天，38场，场场爆满，观众达6.5万人。

人对某种事物依恋至深即为贪恋，那时人们对电影有种贪恋情结。我干赤脚医生的时候，因党支部宣传委员岁数大了，大队就把联系电影的事交给了我。为了能让社员多看几场电影，我跑县电影公司要“小灶”，安排人接送，检查伙房的饭菜怎么样，真是没有少费心。

1975年的一天，我们把电影队接来了，说也凑巧，要演的片名叫《红雨》，晚上还真的下起了大雨。通过关系弄来的电影，不可能第二天还留在你村。没有办法，党支部书记开始广播：“正劳力送老人和孩子到学校教室看电影，送来以后马上离开！”在教室快演完的时候，雨停了。我们决定露天再放，社员们真是欢呼雀跃，别提那股高兴劲了。看到过夜一二点钟了，大人孩子没有一个退场的。

我与电影队的人都很熟悉，公社队的韩淑文、王遵玉等，来了好影片，总是早早通知我。县队的李福忱、王桂春、杜喜培、宋修开等都是我的朋友。有一次，山东省电影学会和《山东人口报》联合举办电影评论征文大奖赛，他们来函向我约稿。我就到县电影公司去认真地看片子，工作人员在办公室用小口径放映机，专为我一人放映了一场电影。我那篇文章题目叫《只要感激 没有挑剔》，对所评影片及电影从业人员的服务，从观众角度，给予了高度评价。那文获二等奖，当时我挺重视拿奖的事，现在回想起来，拿不拿奖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文章表达出对银幕内外所有电影人的由衷谢意。

七十年代中后期至八十年代初中期，我国电影拍摄、放映进入繁荣时期。在乳山上映《创业》《春苗》《青松岭》《庐山恋》《小花》《赤橙黄绿青蓝紫》《瞧这一家子》《街上流行红裙子》《少林寺》《咱们的牛岁》《喜盈门》《月亮湾的笑声》等大批国产新影片，并放映了《流浪者》《巴黎圣母院》《白发魔女传》等一批引进的外国片、港台片，使各个层次的影迷都大呼过瘾。国产片中，有乳山藉艺术家参与的影片，更是受到家乡人民的热烈欢迎。如宫子丕（崖子镇青山村人）参加演出的《霓虹灯下的哨兵》《抓壮丁》《刘胡兰》《战斗里成长》《东海最前线》《八一风暴》等“文化大革命”前的老影片，之后又有赵守凯（海阳所镇赵东庄村人）参加演出的《闪闪的红星》《四渡赤水》《归心似箭》《南海长城》等新影片，还有作曲家吕远（海阳所镇吕家庄村人）作插曲的《甜蜜的事业》《红牡丹》等影片，更是令乳山人激动不已。

说到看电影，也应该专题提一下在乳山拍电影的事。1981年，著名作家冯德英的另一部影片《山菊花》在乳山拍摄。现在人们只知道在岠嵎山取景不少，却很少知道曾到大乳山选景。一天上午，我在西泓赵家村南，遇见摄影组在找背景。倪萍当时瘦瘦的，细高挑儿的个头。他们一行六七个人，东瞧瞧、西望望，大约半小时后，上车向姜家庄的方向驶去。

总之，看电影是那个时代农村人最好的文化娱乐项目，能看到拍摄电影更是有眼福，人们喜欢电影、迷恋电影几乎达到了狂热的程度。然而，综观农村电影，热也匆匆，冷也匆匆。现简要地把乳山农村电影放映史回顾梳理一下：

乳山在1940年才初识电影，那是孙传祝为了宣传抗战，通过关系引进的，内容是记录东北抗日联军的事。1949年山东省放映队来夏村放映前苏联影片《攻克柏林》《勇敢的人生》《伟大的转折》等。那以前的电影虽然没有声音，却使人充满了神秘和好奇。群众解释不了影像为什么会动，就统而言之：“电催的！”几年后，电影有声了，但初期的有声电影，图像和录音不是在同一盘胶卷上。图像靠放映机，声音靠扩音机，两个系统如果操作不同步，演员的口型和发音就会错时，往往引得观众哄堂大笑。1953年文登专署放映队来乳山放映一些前苏联及国产片，最轰动的是我国自行拍摄的《白毛女》。1954年乳山组建了电影队，巡回到各乡驻地、较大的村售票放映。1966年，下乡队售票制度取消（五十年代票价每张3分，六十年代5分），由大队集体付酬（根据村队的大小收取15—50元不等）。1975年前后，各公社相继成立了电影队，多数公社还同时兴建了电影院，有些大队和企业也上了放映机。1990年前后，县、乡、村（企）三级电影队纷纷下马，农村电影开始步入了低谷。

　　电视真的能取代电影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不论是露天演电影，还是影院放电影，都能透出一股人文大气，那种现场上的大气氛、宽大银幕上的大视野，不是电视可以比拟的。